CBA重大“误判”背后的裁判生态到底谁触了谁的底线

　　2月28日，CBA半决赛第二轮战罢，辽宁队主场轻取广东队，总比分2比0拿到赛点。相比晋级形势日渐明朗，首轮两队间的争议判罚却扑朔迷离。

　　2月26日晚CBA半决赛广东对阵辽宁的比赛在最后3.6秒又一次出现了针对球权归属的争议判罚。这也是CBA季后赛至今争议最大的一次判罚。

　　裁判和技术代表靳茁称，广东台提供的视频只有两个角度与央视直播不同，导致无法做出准确判罚。而广东台方面则否认裁判说法，称为技术席提供了电视观众能看到的所有角度视频。一天后，在技术席观看过录像回放的辽宁主帅郭士强也透露，他们观看到了多角度的回放。

　　从最初的裁判“判罚不公”，到后来的回放角度过少，再到回放角度争议，一连串的反转又让这次争议判罚行进到了“谁在说谎”的疑问中。

　　终场前5秒左右，韩德君盖了周鹏的上篮，周鹏倒地，球落在周鹏的臀部往界外弹出，看上去擦过了大韩的小腿，前导裁判（底线）判球权归广东。郭士强挑战录像，然后班琦和郭士强、杜锋一起回看录像。在看了近5分钟之后，似乎无法界定有没有碰到大韩的小腿，班琦右手往广东队半场一指，示意球权仍然归广东。虽然最后广东队的底线球被辽宁队守住，辽宁赢了2分，但辽宁球迷大感不平，认为班琦睁眼瞎判，差点毁了辽宁队一场胜利。

　　事件的核心在看录像，从常识来看，你看了5分钟录像，最后的判断居然和几十上百万球迷相左，实在不应该。不过，有一些专业人士之外无法了解的内情，我可以进行还原，其中诸多的“不合理”或许可以让大家把这次争议看得更通透些：

　　2.现场观众没有机会看录像回放，因为CBA禁止大屏幕回放录像，以免引起观众骚乱。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回放有三个机位：前场底线机位，大韩的腿挡住了球飞行路线的一部分，无法显示碰到或没碰到；后场底线机位，因为太远，无法证实是否碰到；第三个是队员席机位，镜头里人太多。这三个机位尽管没有一个显示了球与腿之间有缝隙（没碰到），但运动轨迹没有改变，依据常识应该是辽宁球。

　　4.根据《沈阳日报》报道，当值裁判在赛后曾解释为何出现如此明显“误判”的原因。据透露，当时主裁班琦和两名教练回看的录像，只有一个机位显示，那就是第一个底线机位。该机位镜头显然无法判断究竟是谁将球碰出了底线，于是根据规则，维持原判，也就是给广东队球权。而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另外一位可靠消息源的确认。

　　第一轮北京与新疆决战，曾出现过一个“补判”，当时孙悦起跳投三分，李根是不是垫脚只有他自己清楚，孙悦落地崴脚但裁判没有响哨，李根快攻上篮被犯规。裁判先判李根两罚，但记录台技术代表提醒孙悦倒地不起，李根有垫脚嫌疑，于是补判李根违体犯规，孙悦疼得万箭穿心，翟晓川代罚三球（三分线外投篮违体犯规罚三球）。这个球我在直播时都直呼看不懂，因为漏判的犯规是不可以补判的（补哨是另一回事，作平衡用，FIBA也不提倡，只是裁判的技巧）。事后篮协承认此球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，他们只是不能明说，但我可以明说：这场比赛在北京，漏判的是孙悦崴脚的违体，北京是全国两会的重地，如果五棵松炸了锅，谁都无法收拾。这就是中国的国情，CBA有很多“国情”，比如挑战录像就是国情，FIBA只是让裁判有选择录像仲裁的权力。

　　如果你读到这里还是不明白“国情”，那我可以再说一件事：当年山西队和北京打季后赛，山西球迷围堵北京队大巴，王老板公开说要到北京现场观赛，媒体把这事炒得沸沸扬扬。为了避免北京主场出事，北京市公安局牵头，联合文明办、体育局开会，并把山西省公安厅、山西体育局都叫到北京，要求比赛推迟，因为同时还会有国安的足球赛，北京的警力无法维持两个赛场的安全。在会上，有人曾建议，今年的CBA就不要打了，照这样下去怎么防范都可能出事。最后的决议是北京和山西的比赛推迟一周，因此广东队为等总决赛歇了整整9天。但没有球迷知道，那届CBA极有可能没有冠军，就停在山西和北京的2-2。

　　2016年2月26日，广东东莞，15/16CBA半决赛首回合，广东宏远114-116辽宁衡业。郭士强退场时险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。 视觉中国 图

　　班琦是老资历的裁判，历经大风大浪，但“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”？这个球从裁判规则讲，程序没有问题，问题在于他压力太大，没有当机立断，让回放持续了近5分钟。如果在30秒到1分钟内解决问题，不管你把球权判给辽宁还是广东，结果仍然是一样的，球迷爆锅，但不会油花四溅到这个程度。

　　中国的篮球迷是一个特殊的群体，它的核心部分是经NBA熏陶长大，CBA处处不职业；但真要论起NBA又是另一回事，中国的篮球迷全情投入，护犊心切，打球像打仗，你死我活，NBA球迷也投入、护犊，但更多是一次娱乐，就像郊游、聚会；CBA裁判史有过不堪的过去，球迷和裁判之间缺乏信任感，美国人则比较单纯，我不懂，你这么判我就信了，顶多嘘几声。

　　CBA裁判大多是在职教师，其中很多来自高校甚至体院，有的职称很高，是教授或副教授。在人数上，他们是非常小的群体，我们国家缺乏足够多的高水平裁判。这个赛季常规使用的裁判只有54人，依照资历和水平分成三等：主裁判17人，他们从去年开始成为“半职业”裁判，每场比赛担任主裁判，重大比赛有可能由他们当中挑三人组成团队；第一助理裁判称为“U1”，有24个；第二助理裁判称为“U2”，有13位。全国实际上有资格吹CBA的远不止这么多，数量之比大约是1:2:3。原先主裁判不止17个，但每年都会有到年龄（50岁）不让执法，只能改当技术代表，差不多每年还会因为各种事件“牺牲”一两个。

　　不仅球迷呼吁CBA裁判职业化，姚明这样的改革派老板也致力于裁判职业化，建立裁判公司，但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早在十几年前，我了解的NBA职业裁判当中，最年轻没有资历的起薪是9万美元/年，年龄最大的老裁判年薪超过100万美元，要知道一位MBA毕业生，第一份工作的起薪是5.4万美元，当时的美国总统年薪22万美元。CBA过去每场球执法的补贴是1500元，上赛季开始调整到2000元，“半职业裁判”多500元；季后赛普通裁判2500元一场，半职业3000元。这都是税前收入，而且一年就这么多比赛，我计算过，一位最忙碌的裁判，顶天了一个赛季收入30000到50000元（税前）。在我们国家，这是一个公众营销帐号替人推广一条微博的价格，一位演艺明星的微博价格是15万至80万。

　　我这样类比的原因，是想说明裁判都是普通人。职业化首先要解决的是收入问题，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，在高校为人师表，甚至学校还分给了房子，你让他们为三五万元放弃工作是不可能的，养家糊口都难。

　　他们大多在高校，也有在中学当老师的。有一次我参加裁判准备会，一位主裁判跟我抱怨说：“苏老师，你们媒体就是太不公平，觉得有问题就写文章骂黑哨，可是一旦篮协澄清了，却从来没有人写。我们都是老师，要给学生上课的，你骂完不管了，对的从来不说，可让我们怎么在学生面前上课？”隔了一轮，这位主裁因为一次重大的漏判直接被停，他的话犹然在耳。

　　我曾在CBA最黑的时候以最大的声音反黑，更为如今的反腐环境感到欣慰，因为这保证了如今大部分比赛的公正。但我和他们也最接近，能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他们。我知道他们很多故事，比如一位东北裁判在前往赛区的路上，得知父亲去世，没有回头而是继续完成了比赛才回家；这个赛季有一位半职业老裁判断了跟腱，媒体从没有报道过，要知道这是50岁的人和一群20多岁的运动员一起奔跑。

　　班琦是如今17位主裁判当中论年龄和业务水平最出色的之一，但在风口浪尖上也难免湿鞋中弹。篮协最信任的三名老裁判，一是杨茂功，二是班琦，一是乔龙升，杨茂功因是东北人，半决赛避嫌，两组都不能吹。

　　我经常向裁判们请教规则，正是乔龙升告诉我：FIBA订了15条犯规的原则，但没有一条是说，到什么具体的程度，我可以吹犯规；而在和NBA裁判交流时，NBA裁判说他们有4条——当一个人的犯规防守导致进攻队员的速度、方向、频率和平衡被改变时，就可以吹了，否则即使有犯规动作，也可以不吹。这样的解读，让我茅塞顿开，随后我在直播解说时向观众传播。